“耕读文化”在以乡村社会社区形态、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华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们的实际认知中，更常常听到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言论，如上至孔夫子提倡三六九等与有阶级差异的身份与爱，即不同层级的人应当按照其所属层级来行为处事不能逾越规矩与阶层，下至《范进中举》中一句无心的认为范进老爷中举后，便不应当再与其他地位低下的农民、商贩等有以前那般过于亲密的接触的话语中，显而易见地感受到古人对于“读书”这项行为的尊崇以及认为其应当拥有的阶层行事规范。这样的文化习惯意味着，读书人是与最基础的生产生活活动相分离的。
读书何以获得如此重要的结构地位？虽然这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但我们可以从读书所能产生和带来的结果上倒退这个原因：中国乡村文化中独有一种“士绅阶层”，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也被称为“士绅文化”，本质上便是由于凭借自身的知识能力与水平在国家官僚体系中换取到了政治资本的同时，也在乡村人群中得到了相当高的文化资本——威名与声望。
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独特社会网络赋予了他们独特的权利，正如杜赞奇学者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便通过描写不同闸会之间的斗争会由于各自地方乡绅阶层的介入而逐渐转换为两个村庄的斗争这样的过程，描写出了这一阶层的强大。
由此看来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支持的是“耕读分离”的方式，无论是从这些民间精英的产生方式来讲，还是从他们的身份来讲，读书和耕作之间仿佛有着云泥之别。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主流之下，“耕读文化”却长久地存在着，并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耕读文化不再是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将农业活动与读书这一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半耕半读的方式构成了这一形式的支持者与追随者的生活。
践行这一理念的实践者在历史上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便是读过书的农庄主以及较富裕的自耕小农。他们自身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同时相比起贫下中农来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在此之上同样参加农业劳动。这一类人与传统的书香门第的区别在于主要的经济形式与经济来源仍然是依附于土地与农业，而不是商业、官爵或是其他职位；第二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雅称为“隐士”，代表人士必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先生，他们自身拥有很强的文化资本，但却不愿意或者无法在官场中抒发自己的满腔家国抱负，因此转而将自身的所有精力放在一种耕读结合的生活上，可以称作是另类的“灵”与“肉”的结合；第三种则是有耕读兴趣的官员，他们与第一种的区别在于不是必要耕读结合，与第二中的不同则是没有将全部的精力投放在这之上。有这样取向的官员与人士往往自身也有过耕读经历，并心系农业发展，积极指导与鼓励耕读结合的生活方式。
不论这些采取耕读结合的古人究竟是处于何种意愿——迫于生活、兴趣使然、价值肯定还是其他怎样的想法，他们对耕读结合方式的身体力行使得这一方式最终固定成为了民族文化中的一环，并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耕读文化的实际物质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之一，便是农书。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些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自然具有了最为良好的条件。
在如今的生活与城市文化中，耕读文化似乎已经失去了它所依凭的物质基础，学校这一系统的存在使得读书更加独立于其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纵使如此，耕读文化的成就、意义与精神，仍然存在并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长远存在着。
